王迅:生态题材现实主义小说的新探索

随着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提出,生态题材越来越受到文学界的关注。谷运龙中篇小说《鸣声幽远》就是属于生态题材的作品,是以审美的方式对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一次回应。为了迎合时代主旋律,一些“直奔”主题的作品充斥文坛,其实这些作品很少对生态现象、生态问题进行有效的审美开掘和艺术表达。要么由于缺少生活体验,文学创作的烟火味不足,要么审美转换不够彻底,停留在生态现象层次的描述。而生态文学的世界经典,如《瓦尔登湖》《寂静的春天》,不但以文学性震撼读者,更重要的是包含了独特的生态视角和深刻的生态思想。谷运龙不仅拥有坚实的生活体验,而且能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在现代文明发展的坐标上加以审视,以独特的生态视角反观人类从迷失到自省的心路历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到现在已近三十年。作者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来观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中国经济腾飞过程中所发生的嬗变。自然生态发展与社会观念密切相关。90年代商业化语境中,人的消费欲望不断膨胀,导致了自然生态的失衡,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出现异化。谷运龙的叙事从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中人心的变化出发,既指出了商业主义漠视大自然的主体性而导致了生态灾难与环境破坏,同时又通过人的主体性转变昭示出人类自我反省的可能。

如何以平视的角度看待万物生灵,是作者创作这部小说之前所考量的命题。当下生态题材小说中,作者往往以俯视姿态或者说在人类中心主义视野中去打量自然生态,而没有把自然与人类当作两种平等的生命个体对待。文学写作中,除了要秉持这种平等意识,生命体之间的“灵魂”沟通也并非不重要,正如刘亮程所说,“自然文学也好,生态文学也好,都是通过人的灵魂与自然界的灵魂沟通而后达致的表达。”谷运龙秉持万物有灵的观念,把人类与自然的互动置于平等视界之中,紧扣主人公与鸟类的关系演变而展开,人的故事围绕鸟的命运而变得跌宕起伏,而鸟的命运因为人的境遇和心态的变化而改善。

人类与自然的互动是小说的主线。主人公春风及师傅秋阳都是捕鸟者,而夏花则是贩鸟人。小说以捕鸟者的视野作为开端,写春风出师后直抵神溪沟捕鸟。春风通过与鸟“对视”“对话”“对歌”,精心培育出了骁勇善战的两只画眉:金刚和火炭。它们在斗鸟中独占鳌头,大获全胜,为春风高价出售赢得资本。应该说,春风是一个成功的捕鸟人,而捕鸟的动机来自欲望的膨胀。小说这样写道:“春风几乎把神溪沟和周边的山林中的所有观赏鸟、鸣鸟、斗鸟捕尽了。以前,春风一说起神溪沟就浑身是劲,一说起鸟就口若悬河。总是把钱看得比命还重。他曾对夏花多次说过,那些在山林里飞翔的观赏鸟,在他的心里就是一张张飘飞在空中的红票子,那些在山林中珠落玉盘、滴水穿石的鸣叫就是一串串掉落在钱盒子中的银币金币,那些在山林中打斗的斗鸟就是去银行和别人的衣兜里为他叼来钱币的吉祥鸟富贵鸟。”经过春风驯化的画眉,一只比一只厉害。然而,当他出售火炭后,突然对捕鸟失去了兴趣,“一下就枯萎下去了,如一只不战而败的斗鸟,一点精神都没有了”。其实,这种突转并不突兀。因为作者把人类与鸟类同等视之,以平视视角让主人公对画眉产生了怜爱之情:“他喜欢火炭的鸣叫,它那声音总是把人带到很远、很高的地方去,然后又一声声地把人从远处和高处唤回来。”春风因爱鸟而心疼鸟,不愿让这些可爱的小精灵为了人类的享乐而去做无谓的牺牲,所以迟迟没有出售那只令他心爱无比又所向无敌的火炭。

随着叙事的推进,画眉的生存状态从人类视野中的猎物、玩物转变成与人类平等相处、和谐共生的精灵。当然,这种转变是与主人公的内心醒悟相伴随的。物欲极度膨胀的结果是,春风逐渐意识到捕鸟、斗鸟中人类所犯下的罪行,因为心爱的画眉只要是成了斗鸟,结局必然是死。这一结果是如此残酷,让春风无法面对。为了摆脱这种负罪感,春风和夏花开始经营旅游购物的行当,出乎预料顺风顺水。如果说,夏花是一个执拗的拜金主义者,那么,此时的春风已经疲于经营,越来越厌倦于都市的喧嚣。那么,他该怎么办?对此,作者依然沿着人物心理线索推进叙事,揭示经受商业主义大潮淘洗之后人心的另一种走向。

物质欲望满足的背后是精神的空虚。而对春风来说,困惑还不止于此。其实,山林和山林中的红嘴相思、金喙八哥、虎皮鹦鹉和画眉早已与春风融为一体,对多年前的捕鸟、斗鸟场景,他虽身在都市却难以割舍。过去的一切唤起了主人公回归山林的冲动,同时也可以让他从都市的喧嚣中抽身。基于这样的心理分析,皈依乡土的欲望就成为小说后半部故事推进的动力源。是的,通过捕鸟、斗鸟、售鸟,春风和夏花赚取了人生第一桶金,然而,这也成为春风罪恶感的主要来源。为了强化这种罪恶感,作者特别强调了曾经与春风一起参与斗鸟的人如今被关进了监狱的遭遇,一方面说明了环保法制体系得到完善,捕鸟、斗鸟的行为将会受到遏制;另一方面,这并没有让主人公因免于追究而感到“幸运”,而是依照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掐算着自己的刑期,加剧了因“那些长成刀剑的罪过”而导致的精神折磨。显然,春风回归山林的举动正是出于这种内心的诉求。

从人物关系来看,春风与夏花开始是业务上的合作伙伴,到后来结为夫妻,就像两条河流汇入大海,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顺理成章。从山林转移到城市,他们把旅游购物的生意也做到了极致的程度。尽管如此,两人观念的分歧却不可忽视,这种分歧还不仅仅是经营观念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人生格局上的差异。因此,作者通过两个人物从追求趋同到分道扬镳的过程揭示了两种人生境界。从捕鸟到斗鸟,以至出售,春风一度鬼迷心窍,甚至为之疯狂。而春风对画眉的驯化,使之在斗鸟中取胜,然后以高价卖出,一路走来,都是在贩鸟人夏花的“点化”之下完成的。喜结连理之后,夏花在既有的商业主义轨道上滑行,成就了亿万家业。然而,对春风来说,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满足的背后是精神的空虚,有愧鸟类的那种负罪感也是如影随形。基于这种差异,就技术层面来说,作者通过春风前后心理和观念的变化揭示了生命的裂变过程,这样就避免了静态化、平面化的人物勾勒。同时,作者没有回避这种裂变过程中人性的矛盾与冲突,而是将人物置于商业语境中来观察的。夏花就是商业意识形态的符号,随着叙事的推进,与春风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其实,这种冲突说穿了就是两种人格的冲突。此时的夏花“被城市的喧嚣和铜臭熏出烟火味的一颗心”,失去原有的“新鲜”和“清凉”,而春风却厌倦了财富的积累,甚至有些“怕富”和“恨富”了。因为他意识到城市化进程中商业利益追逐下人性的扭曲。这是一种自我反省。这种反省与师傅秋阳临终遗言“以生报死”不谋而合,驱使他以放生画眉的方式来缓解负罪感所带来的精神折磨,同时也出资修路、建水池、购苗木,以复归凤凰山生态之魅。

值得注意的是,抒情化叙事是这部小说的主要修辞。作者试图打破传统情节化小说的叙事套路,在今昔对比中建构一种怀旧情绪,而这种情绪指向先前美好的生态环境,与现实中的败落荒芜的景象构成强烈反差。这种触目惊心的反差为主人公重返山林、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家园的人生选择提供了逻辑支撑。

首先是小说语言的感觉化。小说中大量使用描写手法,以建构叙事的诗性维度:“春风走在大街上,车灯汇成的河流让他云里雾里,喇叭汇成的河流一点点掏空他的心,将他撕裂。这样的景象中,他仿佛看见一只只雪马鸡、锦鸡在天空中翩翩飞翔,那么华丽的羽翼怎么变得巫婆的脸一样。耳际轰然响起画眉相思、鹩哥的鸣叫,那么清丽的鸣啭怎么变得厉鬼的恸哭一样。心灵的那份僵硬,似乎让世界上所有的鸟羽抚过,都难有一丝的慰藉,浑身上下的燥热,似乎自然界所有的鸟鸣穿越也难生出一点点的清凉。”这种语言饱含着叙述者的情感,相比那些宣教式的生态小说叙事更具艺术感染力。其次是画面感的营造。作者之所以如此用心勾勒山林之图,是为了传达对昔日原生态山林的怀旧情绪:“好像在梦中,他听见了山鹊的啼鸣,喳喳喳喳,接着是斑鸠的咕咕咕……咕老学究一般的晨语。春风被这越来越紧的叫声唤醒了。他的眼前就有几只山鹊在洞口的树枝上雀跃,鲜红的喙总叼着这样干枯的啼鸣,尾羽却出奇地长。斑鸠又叫了几声,没睡醒一样的声音稠稠的。天光不是从枝叶间筛漏下来,仿佛是天上瀑布一样倾泻而下,和着这样的天光,所有的鸟雀都宣泄起来,构造成明丽的交响,充盈在神溪沟这个美妙的清晨。”这是三十年前的神溪沟,一派自然和谐的原始风貌。这样的段落在小说中俯拾皆是,在追溯往昔中透着一股清新之感,为主人公选择回归山林这一心理逻辑作了铺垫。当然,在这里,我并不是单纯强调这部小说抒情化叙事所包含的自然主义倾向,而是说,只有把人的命运融入大自然的命运中,文学中的生态书写才有可能成为批评家傅小平所说的“有生命有呼吸的生态”。

语言的感觉化与画面感的经营必然导致情节的淡化。可以说,这部小说的情节非常简单,人物自然也不多,这缘于作者对现实主义叙事模式的新探索。某种意义上,一切生态危机都来自人类的心态危机。从人类心态出发探讨生态伦理,更容易切近人与自然之间的微妙关系。出于这样的考虑,作者致力于人物心理裂变过程的分析,而这种裂变基于人物心路历程的自然延伸,并非来自作者的主观意愿。主人公的出走与回归的情节设置遵循一种内在的精神线索。如果说当前生态小说更多是如张韧先生所说的“就事论事”的社会性批判,不乏警示意义,那么,谷运龙的叙事则从人类在现代文明进程中从自我迷失到自我反省的层面来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对人类侵犯自然的谴责、批判与反思,更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谷运龙的写作路子超越了当前生态题材文学的表层再现主义,以人物精神世界的梳理和分析确证了现实主义小说的真实观。


刊于《民族文学》汉文版2021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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